6，周总理的愿景是国家的富强独立，在他心里只有四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dodo：也许你的语文老师能容忍你，但你的数学老师不会原谅你！】

香港苹果日报总编辑董桥早年在伦敦钻研马克思。后来他说，原来自己认识的不是马克思其人，而是马克思的胡须。“胡须很浓，人在胡须丛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

我注意到，整个事件，并不是一个无心的误解，而是一种蓄意的歪曲。在历史的研究中，文本可以阐释为任何东西。一些学生将一幅图片从上百张图片组中提出来，然后配以自己的解释说明挂到网上去，他们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才是造成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然而，这些挑起这个事件、严重的伤害了双方感情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看起来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

1989年最高法院裁决以后，众议院差不多每年表决反亵渎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每次都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而参议院第一次表决就以三票之差夭折，此后有时不提交表决，有时提交表决却缺区区几票。今年是参院第四次表决此案，仅一票之差，星条旗差点儿就不让烧了。其实，即使让烧，烧的人也非常少。

受限于财政调控能力以及并不完善的信用体系，在税收等各方面，政府能够把握主要税收来源的往往是以薪资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旦政府进行惩罚性征税，那么首当其冲者就是这些博弈能力其实并不强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由于二次分配中的寻租等暗流涌动，会提升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直观上的表现就是劫富未必能济贫，而成为“劫中”与“缩中”。我国政府历来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效果并不明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对国民财富的分配能力，而忘记蓄水养鱼的道理。

如果说几年前“夫妻看黄碟”事件见证了公权力闯入了公民的卧室，我们有理由担心，重庆市出台的备案之举，更意味着公权力闯进了公民的书房，归根到底，都是对公民私有领地的侵害。在我看来，互联网不过是连接书房与世界的一条道路。任何公民，在被法庭宣判有罪以前，都有走出书房无需备案的权利，都不应像假释犯人般报告行踪。试问，在这个渐次开放的世界，你是否愿意在走出书房时为你的双腿备案？而谁有权力让你健壮的双腿不断失去自由行走的权利？

我为什么骑在男伴的脖子上？ 我为什么掀开你的红盖头？ 我们为什么呼吸？ 我们为什么结婚？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问？ 这个问题真的如同你提问时的口气那么重要吗？

就调整收入分配而言，有两种做法：一是由政府直接进行二次分配，比如征收累进个人所得税、投机性的房产高额交易税和遗产税，以及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一方法立竿见影，以中国行政权力之大，实行成本也比较低，易于操作。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三险一金”税前扣除的政策所作的变化可以列入这一范畴，其中心议题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但这一方法不可用之过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育时期，不仅很容易打击人们的创业热情，还会降低市场的普遍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财产的控制能力有限，很容易使“损有余以补不足”变为“损中等收入阶层以补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并使我国的中产阶层迟迟难以壮大，损害社会的长远发展。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在有朝一日变成纯粹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社会寄生虫，做一个不干活就可以有轻松的收入的人，的确很是惬意……可是我的确讨厌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不存在任何意义，或许没有他会更好，至少还可以保持一些professional的程度。这种例子在中国却并不在少数，虽然有国家大力的提倡科技兴国，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技technical，什么是科science，却很少有人去分得清楚，也许正像很多年之前，大家都说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可是当一个个金融大鳄进到中国，甚至只不过是一两个小手指头伸进来而已的时候，大家就深深的明白，原来还有一种东西叫 capital。也许这太不technical了，可是想想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DELL，你也许更加会更加明白，technical是什么，是PCB么？是LCD么？NO!DELL申请最多的专利，不是这些东西！是process，是methodology，是纯粹的管理理念！也许这才是可以真正固化的 technical。

某事或某新闻发生之后，品评人物似乎是我们最习惯的做法。此次也自然形成了挺黄派和倒黄派。但我却于此兴味索然。是挺还是倒，这是一种了无生气的思维模式，沿着它走一遍，作用只限于强化某种观念——比如说职业道德，以及自以为是的治病救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资源的反思，是瞿秋白那样的自我解剖。否则，我们所嘲笑的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给予恰当的时机，我们自己也会发疯，也会变成同一种神经病。

阿德之战赛后是怎么打起来的？ 德国助理教练比埃尔霍夫坚持说自己是去劝架的（详见新浪搜狐等各个所谓主流网站）。他是怎么劝的架，为什么海因策要揍他? 比埃尔霍夫:海因策啊，你不该和他们在一起、、、、、、 海因策：、、、、、、、！！

keso 说：写blog的都是好人!。这是不对的，他们是邪恶的，他们都需要备案来证明自己并非邪恶。只有被验明正身，经过政审以保证10代以内均为贫农的 blogger才有资格在互联网上留下自己的文字。明天，即使是10代贫农的后代留下的文字也是邪恶的，必须经过审查才准出现在网络上。

一：政府戴着不可置疑的道德安全帽，来抵御民众的批评，是可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我们的政府一样，厚颜无耻地宣教，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人类最美好的词汇都被你获得优选权了，睁眼看世界，你这样的说辞，与你所做的恶事相比，除了说无耻外，还能说什么？ 　　二：道德安全帽推衍出可耻的颠覆国家安全罪。正因为他先天戴着道德安全帽，并用洗脑和高压手段逼迫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伟大、光荣、正确”的谎言，所以由此推衍出批评政府就是破坏和颠覆国家安全的混帐逻辑。政府不等于国家，是个毋容辩驳的基本常识。可是批评政府者纷纷入狱，而这此入狱的人，没有一个不爱国的，是真正的国家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要的是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而非现在的专制国家。

我们有时候瞧不起日本人，跟他们不敢面对历史有关。 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我们是没有勇气的。有些往事，越来越不能拿出来让人看，因为那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但照出来的人却是反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相似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多正视一次历史，就能少重复错误。一次我去大学，跟几个大学生聊天的时候，问到关于文革的事情，他们说，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段历史刚刚过去40年，他们就不知道了，这时候，你不要怪这些大学生无知，甚至，十多年前的历史他们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历史的机会。

最近有家俄罗斯网站声称通过实验证明：手机辐射足以煮熟一只鸡蛋。我们之前可能都见过用CPU来烤鸡蛋的试验，不过手机辐射能煮熟鸡蛋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最近，国内的《通信世界》杂志做了同样的试验，结果如何呢？

一个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国人的判断是，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来没有丧失掉爱国的民族情感，甚至这种“爱”已经被那些深刻的思考者转化成了“恨”，但没有人怀疑，在一个个爱恨交加的内心深处，是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割舍的“中国结”。 这种情结必然表现在国货的消费上，只是并不必然地表现为购买支持国货和抵制拒绝洋货；有时甚至产生相反的表现——排斥拒绝那些技术低下的国货和购买支持先进的洋货，但谁能否认这不是一种“恨其不争”的爱呢？ 家电业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洋品牌纷纷被国产品牌击溃之后，国货家电的崇洋消费已经是明日黄花，这恰恰说明，只要国货真正实现了自强，作为国民的消费者是很容易回归的，就像中国足球的真正自强必然会令喜欢看国外联赛的球迷回归一样。 以吉利为代表的国产车所面临的其实是一种国货营销的困境。在洋品牌林立的中国市场，国产已经沦为低档的代名词，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靠企业的营销战略而不是靠以爱国之名倡导购买国产车来实现的。

与超女比赛中那些出手阔绰的普通投票者相比，各地政府无疑实力雄厚，出手更加大方和不计成本。在他们的强力动员下，此次评选的排名每天都风云变幻，一个人口区区20万的小城市竟能发出40余万条短信，比赛主办者的短信收入随之水涨船高。 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为何在这场由一家媒体主办的评比活动中，各地政府的热情如此高涨，政府是否介入到了商业利益的旋涡之中，其中的利益链条仍需要时间来揭开。但是必须指出，由于政府的全情投入，这场评选的性质与超女这样的商业传媒秀已经大相径庭。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

退一万步说，就算这种“百年追赶拿金牌”的宏大叙述违反了统计不得虚构的原则，它若真的能让老百姓欢天喜地，带着微笑入睡，那倒也罢了。曹孟德先生也望梅止渴过，让卖命的小兵嘴里生出一点津液，三十六计，现在也可以用用的，都是政治家嘛。我在下半夜等候巴西与克罗地亚的开赛之时，尽可能多地翻阅网易这条新闻后面近7000条评论，发现是清一色的反对声音，看来没人觉得墙上这个百年大饼可以充饥。这我就不理解了，既不能自圆其说，又无法博得民粹的欢呼，邱晓华局长要这点口赢有何作用？上个世纪大炼钢铁赶英超美，都还有些群众的信任基础，纷纷贡献出自己家炒菜的铁锅。

否认存在屠杀犹太人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前几天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内贾德非常“体谅”地劝导《明镜》的记者，“难道禁止否认大屠杀不是侵害媒体的权利吗？”“现在活着的德国人根本没有参与二战，他们为什么要替他们的祖先承当罪责呢？难道德国人要为此事当一千年的人质吗？”这些话不仅日本右翼会如获至宝，也是常人将自己置身于事外的常用托辞，而《明镜》却非常明确地回答：“不，我们要承当我们父亲与祖父犯的过错。” 德国人甚至对善意的、无心的开脱也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在德国所做弥撒中提到德国人受纳粹政权侮辱与迷惑之类的话。话音刚落，德国的批评家不仅不领情，反而不满地指责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对德国历史有误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纳粹政权期间的德国人是清白的，是在他们的支持下，纳粹才开始统治德国，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屠杀机器的组成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