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或者的大国，必须建立内生的经济增长力。减少对低端产品出口依赖程度。 　　在国际投资通道日益畅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本身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商品的流通将日益转化为技术和资本的流通，这样做，是因为可以节省运输费用和关税成本。 　　所以我们也需要适应这一变化，我们这样后适应这一变化呢？很简单，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创造越来越多的知识财富。显然国民的工资收入被资本人为压低，就难以形成国民素质的提高，因为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回报低廉的流水线上，而没有时间和金钱投资教育。反观国内高等教育收费越来越高的，而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试图给社会大多数人发放补贴，在短期内也许会笼络人心，实际上最愚蠢。补贴大部分人等于增发货币，除了恶性通货膨胀之外什么也得不到。给所有中等收入家庭以政府补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试图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圈出一部分人出来作为补贴对象，那么有没有标准来缩小范围呢？眼下，无论是谁都提不出恰当的办法，于是只好寄托于排队。在北京，数千人的排队长龙，在烈日酷暑之下越排越长，蔚为大观。但凡是排队长了，就意味着分配制度出了问题。

经济学的审美转向，显然不是要改变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把它真的变成美学，而是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国民经济体的一半以上，如休闲、娱乐、游戏、影视、竞技……都已经同感性联系在一起，请不要再执迷于牛顿时代的机械理性，要重视“感性学”。否则，抛弃主流经济学的将不是理论，而是金钱选票本身

既然电信的垄断本质从未受到触动，那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电信业的历次分拆？我认为那是一种佃农安排。中国电信业凭着手中的资源和准入特权，面对通信市场的庞大需求，自然坐拥了潜在的巨额价值。经济学上称之为“垄断租值”。电信业的经营者们要把“潜在租值”变为“真实利润”。还是举上文中地主的例子，他虽然维持垄断者的特性，但可以把土地分割，交给几个不同的佃农耕作，对他们论功行赏，耕作效率就会提高。

新经济中的种种现象，最终都可以反映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与我们熟知的市场、企业、资本等以人为手段的概念，迥然有别。当市场不在的时候，它还在（以网络交换的形式）；当企业不在的时候，它还在（以在家办公形式）；当资本不在的时候，它也在（以知识体验的形式）。这个“它”，就是向消费者的靠近、再靠近。工业化完成以后，新经济就以“人的复归”为目标。所有技术都只是人的复归的手段。新经济对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就是把市场、企业、资本等间接手段和GDP等间接目标的地位，降低到了第二位，而把对人的终极尊崇，以及幸福和快乐等直接目标，提升到了主导地位。这正是工业化所缺少的东西。

人生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产品，上帝给予的身体、美貌、智慧以及时间等就是资源，资源怎样配置，女性会本然地考虑。经济，就是精心地算计自己的人生。

网络游戏是一个小的社会，在没有强权的干涉下，是一个具有非常自然形态的社会，它所包含的经济，也是很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所有的价值认定都由需求和供给这个杆杠进行平衡，运营商就好象天上的神，这个神只能决定作物的长势，是不能去干涉供求平衡的，否则才真的会出乱子而引起玩家的不满。

经济学是一门以价格为中轴的社会科学，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边界。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价格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不能给生命标价，那么经济学习惯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无从施展。一味牵强地抬高经济学的"显学"地位，扩张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纵容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肆意渗透，只能得出有悖于人之常情的冷酷结论。

改革开放。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带来了经济学界的春天，几乎没有哪一个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可以象经济学家们那样春风得意，不但国家高层领袖时常问计于他们，在民间他们也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以至于许多人成为“明星”。改革开放初始，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主要是马寅初、孙冶方等几位勇于追求真理的学界前辈，接着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杨培新等成为“名角”，再后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崭露头角，在历史的长卷中印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有的是在西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经济研究的规范化上做出了贡献，有的为经济学的“本土主义”流下了汗水，有的则为经济学的实践性奉献了智慧。我认为，抛开纯理论性的贡献不谈，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林毅夫、王建、华生、胡鞍钢、汤敏、陈东琪、田源、李江帆、迟福林……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可以无争议地写入民族的史册。

一国的货币有小强势可以持久，也可取，但大强势不可以持久，而如果坚持下去对经济有害无益。调整人民币的大强势有三个方向。其一是让人民币升值；其二是让人民币大量地国际漫游，满足外地的保值需求；其三是让通胀来弱化人民币。后者会是灾难性，不能考虑。前二者皆可考虑，问题是怎样处理最有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中国经济首先要远看。为什么？因为开放，因为“大进（口）大出（口）”。今天不先把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宏大背景里，既看不清中国，也看不清世界。从增量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更加不得了。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代表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一年级经济学原理也是作为公共课上的，往往是一个学期，有时是两个学期。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完成以后要求修两门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一般都是应用性的领域。 欧洲通常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和我国基本相同。而美国在博士生教育上有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大生产的模式，像批量生产汽车一样，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小作坊式的。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欧洲模式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个学生确实很出色，导师的个人关怀可以多些。但是实践证明美 国模式，总体上有优越性，好处是博士生前期培养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保证基本质量，同大批量生产汽车是一个道理。而后期专业定向后又能得到数个教授的个人指导。因此，在美国，报考项目而不报考导师是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的。

我国经过了26年的改革，我不认为中国会回到计划经济中去，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就在我们这位留着小胡子戴着小眼镜的Castronova老师快被事业和生活折磨得变态的时候，他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了！每月交10个美国钱(多便宜吖)，每天晚上玩n个小时，我们的Cas 老师开始在EQ里头开荒了。他在游戏里头是啥职业咱不知道，看他照片上胖墩墩的样子倒像个warrior。他在游戏里头打怪，扒皮，跟在老手屁股后头做任务，再当奸商卖给新人东西，反正无非就是这些勾当。到底是科班出身吖，Cas老师边玩边琢磨：这里头有买有卖，这是经济嘛！再接着琢磨下去，Cas老师又发现了一个更明显的经济现象：有人跑到ebay上卖号卖钱卖装备。作为一个老眉喀镲眼的RP玩家（按中国话说是“人品”玩家，按鬼子话说是“Role Play”玩家，反正就是正统玩家啦），Cas老师在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肯定是很愤怒的－－怎么可以有人在EQ这样一个人人生而平等、成就个人奋斗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里搞资本主义的那套东西呢？ 　　于是，Cas老师把愤怒发泄在算帐上。他要给搞这些金钱勾当的人算一笔总帐。不算则已，一算吓人吖。 Cas老师是这样来算他的帐的：通过计算当时ebay上拍卖成交的各种EQ金币和装备的价格，得出一个EQ白金币（platinum，玩过CEQ的应该都知道）平均等于一美分还多，比一块日元或一块意大利里拉都贵，而按照当时EQ玩家们的普遍游戏经验计算，一个玩家在一小时内能生产大约319个白金币，这样算下来就是3.42个dollar。不得了，Cas老师一查书，发现这比大多数国家的最低小时工资都高。 　　　　Cas老师继续算他的帐－－EQ这款游戏在一年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关于他的详细算法，可以去看让Cas老师一举成名但又至今未能在任何正式的经济学刊上发表的论文《虚拟世界：对电子边疆市场与社会的直接统计》

在本文讨论的四个问题中，最迫切而不重要的是外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长远而言，任凭外国的利益团体再怎么折腾，也无法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洪流。其次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长远而言，货币是中性的。或许当大家都不留神时，中国就会改变钩紧美元的政策。 我真正担心的是国企改革不彻底、公众舆论对商业行为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商法实施乏力等问题。它们似乎不那么迫切，但恰恰影响着经济体的根基。要评估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中长期结果，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看贸易战役的胜负，也不是货币政策的博弈，而是国内的产权改革和商法建设。只有全面落实转让权，建立和健全商业法律，中国才能跨越增长的潜在极限。

高水平教师的标志并不在于他在讲台上讲解理论的水平，而在于能否开出一份高水平的阅读书目。

介绍了行为学、脑神经生理学的一些进展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同时建议从行为学、神学的角度来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划界。

通过对2003年报告的研究，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实践检验的结果，简单地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并不完美，但新经济的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