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球嘉年华在中国都市的巡回展出，“狂欢节文化”已经跃入本土公众的视野。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都市人的平庸生活里点燃了变幻的火焰。而推动“狂欢”的不仅是资本逻辑，更是中国社会的热切需求。在“郁闷指数”高涨的社会，狂欢，成了人们自我款待的最高礼遇。

 

真正的狂欢节必须具备下列三项条件：1、它是民众自发、自愿或全民参与的；2、它能够提供新奇的感官经验；3、它是体能消耗和道德放纵的，能够向民众提供临时性的自我解放空间（如愚人节可以尽情作蛊而不会受到法律责罚等等）。这就是狂欢节的基本定律。

 

而在中国，狂欢节模式遭受了儒教的严厉修理。儒教一方面要利用节庆维系家庭人伦的亲密关系，一方面要把它营造成消化道器官的狂欢。这种双重属性显示了传统节庆的精神分裂：既要迎合士大夫精英的道德趣味，又要满足普罗农民的“进补”需求。

 

与西方狂欢节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中国节庆是受纳型而不是消耗型的，它拒绝过度支付体能。年夜饭是它的支柱，它象征着一年辛苦劳作所得到的最后补偿。进补是农业帝国生活哲学的最高主题。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鉴于食物的严重匮乏，春节逐渐沦为“狂吃节”，也就是饮食器官的狂欢。人们以团圆和祭祖的名义超负荷进食，以弥补一年的能量损耗。不仅如此，人力成本在春节期间也下降到了谷底，如今，人们甚至拒绝为制作年夜饭付出起码的体能。这种慵懒的过节姿态，导致了大年三十餐馆生意的空前火爆。

 

传统的四大民间节日――春节、元宵、端午和中秋，本来还具有若干狂欢痕迹，例如端午的龙舟大赛和元宵灯会，就是支付体能的运动，而今却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中日益凋零。传统的民俗面临严重的“静寂化效应”――节日变得越来越冷寂、清淡和可有可无，只有一种喧嚣在持续升高，那就是不断膨胀的食物消费。商人和食品贩子的叫卖声回荡在大街上，蓄意制造着虚假的节庆气氛。

 

人们已经看到，元宵节被用来推销糯米汤圆，由此逐步退化为汤圆节；端午节则被用以推销粽子，由此逐渐演成粽子节；中秋节则被用来专门进食月饼，结果退化成了月饼节。这些日益退化的庆典，无法提供任何新奇的感官经验，甚至不能提供必要的欢乐，由此丧失了庆典的内在意义，并且正在沦为文化的骗局。

 

返观本土狂欢节的历史不难发现，那种国庆期间由官方组织的政治狂欢，曾经在文革中达到过高潮。政府耗费巨资，组织和装饰各种大型花车，在锣鼓喧天中推出政治雕塑与巨幅标语，但这种表情严肃的自我宣传，完全不具备民众自发狂欢的属性。上海去年曾在旅游节期间举办花车巡游，被认为是对西式狂欢节的仿效，但它的圈地收费模式妨碍了普通民众的参与。市民的沉默和退出只能导出一个结果，那就是把“狂欢节”办成主办者自娱自乐的室外卡拉OK。

与正在走向静寂的民俗庆典相比，“嘉年华”却是由娱乐资本和技术打造起来的现代人工狂欢，它完全不符合第三原则，却基本符合了第一和二第二原则。全球资本和机械科技的结晶，保证游客能够在机器运动中获得崭新的生命体验。与“迪斯尼”和“环球影城”并列为世界三大娱乐品牌的“环球嘉年华”，是制造感官狂欢的高手，它利用庞大的运动机械来制造身体的扭动、摇摆、旋转、翻滚和俯冲，以期获得短瞬、高速、极限化和冲击性体验。其中一款名为“奥运五环”的高速滑车，据称拥有5.2g的重力加速度、80公里的时速和1.2公里的轨道长度，能够让游客在瞬间体验宇航员的太空感官冲浪。在游客的高声尖叫声中，都市居民改变了其庸常的生活状态。

 

这就是价格昂贵的“尖叫消费”的魅力，它推动了新型狂欢节的诞生。去年在上海举办的“嘉年华”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220万民众蜂拥而至，令它成为真正的市民化庆典。这场“游园惊梦”启迪了那些热爱“尖叫”的人们：在一个问题丛生的年代，嘉年华就是医治“中国式郁闷”的超级大麻。（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

 

本文题图：宋永红《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