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我的直觉，富士康这个题材上面随时会禁令，因此早早在周四就交了稿件，同时回绝了网易评论频道的约稿，结果周五没有如期看到稿件见报。今天中X部就下了封口令，不得再说富士康事件，稿件就这么死了。作为一个评论者，编辑的迟钝造成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全方位的缺席，虽然我原来对《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充满好感，但是这次气得我无话可说……

《第一财经日报》被告得太迟了
连岳
        富士康下属公司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翁宝、王佑的个人财产。8月30日，鸿富锦公司发表公告，表示将向深圳中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财产的冻结，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并列为被告，并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改为1元象征性赔偿。
        事件进行几天之后，相关的言论就变得有趣起来，“理性、客观、公正”且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家们就出来反思了，有认为媒体言论自由过了头的，有认为事情进入了“法律程序”以后，媒体就该收声以免影响“司法公正”的……
        在发表这些宏论之前，可能看清楚两个现状为好，一是中国的媒休普遍落后、懦弱，有些媒体与资本无条件共进退之后，更是自贬为赚钱机器，与所谓的言论自由、公器职责毫无关系。别人的媒体能把总统拉下马，我们的媒体连马桶都拉不倒。那些建立在媒体充分成熟基础上的“反思”，还是省省吧，这就像对一群饿鬼讲营养过剩的危害；又像对少林和尚说纵情身色会淘空身体，肾虚不举；理论固然对，却太形而上学，说错了地方。
        这在富士康只对《第一财经日报》开刀可以看得出区别，英国的《星期日邮报》对富士康的报道《iPod之城》，发表于6月11日，内容更为祥实，他们甚至认定工人的工作时间长达每天15小时，这一新闻贴遍西方各新闻网站，四天之后的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才发表《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不仅内容相对简单，还把工作时间减少了三个小时。富士康公司在影响大得多的《星期日邮报》前面装得像只低调的马桶，笑骂由你笑骂，而在跟进报道、影响力小的《第一财经日报》前面却像位高调的总统，神圣不可侵犯。我想，这个策略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告《星期日邮报》必输，而告《第一财经日报》赢面也许很大。
        再来看第二个现实，仅在深圳的工厂就雇用20万工人的富士康，世界500强，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在“GDP万岁”，“没有GDP，官员连P都不是”的狂热当中，这种投资者其实对地方官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是控制力。而官员粗暴干涉司法公正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投资者很容易通过官员把自己的不当诉求用判决书包装成正当、合法、不容置疑。
        中国的媒体正是因为太现实，很多变成了软蛋，那么多“黑工厂”，那么多大公司侵害工人利益的事件，中国的受众，只能一次又一次从英文媒体里得到消息，英文不好的人，只能靠一点传言来满足求知欲，《星期日邮报》这次的《iPod之城》其实并不新鲜，没有《第一财经日报》跟进，很快也会烟消云散。《第一财经日报》成为被告对媒体界来说是件好事，天没有塌下来，反而是让我们看到一点天色，它说明中国的媒体在维护中国工人利益上开始直面现实，也拿出了点勇气。如果中国的媒体担当多一些，早就应该被富士康告了，不至于拖到今天。
        当然对身陷于官司的记者来说，总是件烦心事，但愿他们挺得过去。对于那些平时就靠财团与衙门吃饭的媒体，把一个官员缠得接受采访，就敢说自己如何机智如何良知的人，这时候跳出来鹦鹉学舌，说些话语权自律，公正是记者本分之类的风凉话，对他们，我只能双手离开键盘，左手向他们竖起中指，右手也向他们竖起中指。